深读》“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大豆之殇

9月18日，这是每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开始侵占东北。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开始了在东北的掠夺。日本对东北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觊觎已久，在这些农产品中，大豆是东北典型的经济作物，也是日本需求量最大的农产品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从东北大量购入东北大豆。二十世纪初，东北大豆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随着在东北势力的不断扩张，日本开始了对东北大豆的控制，通过“满铁”等机构的经营，日本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还通过技术改造，使东北大豆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鲜为人知的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的很多军用材料，比如炸药、涂料甚至包括飞机合板等就是以大豆作为原材料研制出来的。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入侵，中国军民也奋起反抗，可以说，在中日交锋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那就是对于东北大豆的控制权。只不过在这场争夺中，因为实力的差异，中国最终败下阵来，东北人民为此遭受了数十年的奴役之苦，而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东北大豆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了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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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南满铁路上的列车，大量的东北大豆通过这条铁路运往日本

东北大豆是国际“抢手货”

中国东北大豆加工业的现代化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清初，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清政府对东北逐步采取了封禁政策。两百多年后，清政府由于内忧外患、连年用兵，财政日益困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边防实力，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对中国北疆解除封禁，并开始移民开荒。东北的农村与城镇人口增加，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

1861年清政府“许开豆禁”，1862年准许英国等外国轮船运销东北大豆，东北大豆的生产以及大豆榨油产业活跃起来。大豆、豆油以及榨油后留下的副产品――豆饼，合称为“大豆三品”，一时成为“香饽饽”。营口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被迫开放通商的港口，1864年输出大豆81.6万担，豆饼84.2万担，豆油7300万担，1867年输出大豆增至100万担，豆饼增至116万担，豆油增至23000担。

1869年清政府取消大豆外运的禁令，东北大豆开始进入国际贸易舞台。1873年清政府又采纳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将东北大豆拿到奥地利参加万国博览会，东北大豆受到了各国的青睐。

因为东北盛产大豆，油坊很早就在东北兴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作为通商口岸的营口，出现了近代最早的油坊：义泰德以及同兴宏。此后十年间，油坊遍布东北。当时，东北传统的油坊业主要使用手工生产，所采用的技术也是中国传统的楔式压榨法，出油量只能达到10%。

到十九世纪末，通过洋务运动积累的产业发展经验，东北大豆的油脂加工业开始进入到机器加工时代。当时，大量的大豆及其制品从营口源源不断输送至关内和国际市场。根据调查，营口在当时已经成为东北大豆工业的中心，规模化经营的油坊有30多家，开启了中国东北大豆加工业技术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从那时起，大豆三品也成为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

为何东北大豆在国际上如此受欢迎？首先从供应端来说，东北土壤和气候适合大豆生产，从需求端来讲，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系。对于大豆，需求量最大的是日本，日本地处岛国，国内的农产品匮乏，每年只有300万担的生产能力，完全不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日本土壤成分中缺氮严重，东北的豆饼又可以作为肥料施用，以改变本国土壤贫瘠的状况。

豆油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之一，广受欢迎。1908年，东北大豆产量大约有150万吨，日本的市场难以消化如此多的大豆，而且那时埃及、印度、北美等国的棉、麻榨油作物欠产，日本的三井物产将东北大豆运到英国试销。经过反复的实验后，英国人发现豆油可以替代棉籽油、亚麻籽油。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大豆出口额大幅增长。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07年东北大豆出口额还是8万多吨，1908年猛增至28万多吨，1909年更是增至80余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是最早引进东北大豆的欧洲国家。不过，在1913年左右，英国进口东北大豆的总额整体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棉籽供应又变得充足。而此时，德国对东北大豆需求量大增。在此之前，德国认识到东北大豆作为人造黄油的原料与保护国内农业不矛盾，于是，德国降低了关税。这也使得东北大豆在欧洲的需求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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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豆仓库

日本染指东北大豆加工业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就意识到东北大豆的重要性。有数据显示，1897年至1907年的十年间，日本每年都要从中国东北进口450万担大豆。中国的豆饼出口到日本的最早记录大约可以追溯到1870年，由福建商人运至长崎，1871年再出口到神户港，1882年左右，横滨港也进口了中国产豆饼，但进口豆饼数量几乎微乎其微，且都是来自中国南方。

日本农商务省于1886年对豆饼的肥料效果进行了试验，结果发现增肥效果很好。于是，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积极攫取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允许进口豆饼作为肥料之用。1900年3月，三井物产成功从营口进口到神户348万枚豆饼，开启了将东北豆饼用作农业肥料的历史。

二十世纪初，日俄战争之后，伴随着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日本对于东北农产品资源尤其是大豆的依赖，最终发展成为对东北大豆工业的全面染指和掠夺。

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后，立即将其定位为“满洲贸易之中心”，东北各地的资源被汇集至此，再由此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日本本土，大连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桥头堡。

这一时期，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一大批寡头资本云集于大连，它们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大豆粗加工企业。从1906年起，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输出了当时更先进的水压式机器；1907年三井物产与中国商家东永茂、西义顺等共同出资50万元，在大连创设了三泰油坊；1907年3月，日本的知名大企业日清制油注资300万日元在大连设立水压式榨油工厂。

到1908年，三井物产将东北的大豆油外销至欧洲，进一步刺激了中日两国商人在大连设厂榨油的热情。1913年，大连的油坊业已经达到了52家。新资本带来了新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大豆的出油率以及油坊的作业效率和生产能力。以大连日清制油工厂为例，它拥有近700平方米的大豆临时存放仓库，机器设备一次能压榨100块豆饼（一块50斤），每日能压榨500至600块豆饼，其生产能力极大超过了中国传统榨油能力，比蒸汽动力的螺旋式压榨油坊也有所提升。大连在很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东北大豆及大豆加工业的重要基地。

当然，对于这点，人们要有深刻的认识：日本对中国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改造，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利用中国东北大豆资源实现在中国和东南亚殖民地扩张的战略意图，这种技术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

“满铁”为大豆加工提供技术支持

在东北大豆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有一个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名字：满铁。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并不是单纯的铁路公司，而是日本对东北投资的渠道和经营的主要承担者，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1906年，满铁成立之初，就得到了长约1100公里的铁路，包括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等。

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建立包括东北北部在内的东北铁路网，是日本政府所谓“经营满洲”政策的主要内容。南满铁路开通的第一年就向外运输大豆和豆饼达30余万吨，此后通过南满铁路，日本从东北运输的大豆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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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旧影

除了利用铁路运输大豆，满铁为配合日本企业扩大对东北物资的加工与掠夺，在1907年成立了满铁中央试验所，负责“在满洲之殖产工业及卫生上之鉴定，并掌相关试验之事项……专门对满洲物资进行材料制造的化学试验。” 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常自夸满铁中央试验所是推行其“文装武备”政策的重要机关之一，事实上，满铁中央试验所在后来日本掠夺东北大豆资源的过程中，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各种支持。

得益于大连便捷的交通以及日本企业对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引进，日本开始将大豆及其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本土。到1911年，大连出口的大豆和豆饼中，运往日本的数量已经接近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三。日本对东北大豆加工业进行技术植入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通过以大连为中心的战略，从根本上掌控中国东北的大豆资源，将东北大豆经济直接从属并服务于其侵华的“满洲经略”。

一战爆发后，美国成为欧洲的兵工厂，豆油作为制造火药的甘油原料，需求增加，因此东北大豆的国际市场从英国向美国转移。日本在大隈内阁时期（1914.4-1916.10）曾对华提出了“二十一条”，未能完全得逞，此后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1916.10―1918.9）明确了通过经济手段，以扩大投资的方式实现在华权益的扩充。为此，时任大藏大臣（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的胜田主计，从金融和铁路着手积极推行“鲜满一体化”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作用下，日本加大了对东北的殖民投资，并在大连实施了类似自由港的制度（对大连内的消费和再出口不征税)，极大方便了日本商人将东北资源销往国际市场。

一战期间，东北的豆油出口大约增长了10倍，大连作为东北大豆加工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故巩固，大连港在一战前后堪称是对欧出口的豆油港。欧美国家对豆油需求的增大，使得日本不再满足于此前通过大连向本土运送大豆和豆饼的殖民掠夺模式。日本开始着手对中国东北豆油加工进行技术研发，以便通过提升殖民地的工业粗加工能力，扩大东北大豆资源的输出，获取超额的殖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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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绘制的运输大豆场景

大豆被日军广泛用于军事

日本在中国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中国带来极大损害，但是当时因为国力衰微，并没有太多有效的反抗措施。不过“东北王”张作霖在有限的空间内，还是作出了一些应对。

当时，奉军要想从黑龙江调兵，北端可以使用中俄共管的中东路，但是到了长春以后就只有南满铁路可用了，长春以南一直到奉天以东、彰武以北完全受日军控制。

张作霖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先修了一条起点为奉天，终点至海龙县城的铁路，即奉海铁路。日本当初觉得这条铁路不过是通往奉天的一条小支线，对南满铁路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也就同意了。奉海铁路于1927年8月完工。后来张作霖开始了奉海线的延长线，一直延长至吉林省的吉林市，即吉海铁路。日本人看出了张作霖的企图，向张作霖施压，张作霖并没有妥协，1929年6月吉海铁路正式通车。张作霖也因为触犯了日本人的利益，在吉海铁路开通的前一年，即1928年6月，被日本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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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拍摄的营口运输大豆场景

围绕着南满铁路，中日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最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强化了对东北豆油掠夺并用以满足其军事扩张的需求。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将满洲作为其发动战争的基地，全面加强对东北大豆的综合研究。

满铁也开始研发大豆蛋白加工，并研发利用豆油加工前线急需的油脂及其替代品等，东北大豆加工全面转向了化学化和军事化。

1934年6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根据关东军的旨意，对东北的大豆工业发展做了详细的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关东军除了要继续以大连为中心对东北大豆工业加强统制之外，还进一步强化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开展的大豆乙醇提取法工业化和大豆其他新产品的研发。随后，日本成立了“满洲大豆工业株式会社”，年处理大豆能力达3万吨，它是中国东北地区当时唯一采用最先进乙醇提取工艺的大豆加工企业。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军陷入了长期持久的消耗战，战争对大豆提炼的副产品提出了更大的需求。大豆蛋白的利用和大豆油的特殊加工，已经成为日本在战争期间的重要战略物资。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牛乳酪蛋白6000吨左右，但当时日本国内只有北海道能生产约60 吨。随着日本在东南亚战场战局的恶化，蛋白资源和纤维资源基本中断，日军不得不考虑用大豆酪蛋白加以替代。这一时期，以大豆为原料，研发出了炸药、军用涂料、人造纤维、飞机合板等化工产品，全面支撑了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扩张。

日本对东北大豆市场的操纵与掠夺，使得东北大豆加工业畸形发展。日本在东北长达数十年的掠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大豆加工业完全被纳入到日本发动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因此中断了中国大豆产业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导致中国民族资本大豆加工业日益萎缩和衰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补白

张作霖如何经营东三省

1922年4月底，占据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和控制关内六省的吴佩孚之间， 展开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最终，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同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张作霖宣布东北三省独立；19日，张作霖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从1922年5月至1924年9月，张作霖不得不将其势力暂时收缩到关外，标榜“保境安民”，逐步加强对东北三省的各方面整合。

张作霖首先对东北的文武官员进行人事大改革。1922年8 月上旬，奉天省（辽宁省旧称）颁布了《奉天省甄用文官章程》，制定了发掘人才、罢免无能官吏的改革方针， 并针对文官录用，制定了高等文官和普通文官两种考试。最终高等文官采用43名，普通文官采用28名，这些官员担任东北各县县长或到东三省各政府部门就职。

张作霖通过文官体系，摆脱了以往依靠东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模式，同时，奉系军阀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得到了加强。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就对东北的教育比较重视，1922年12月31日，奉天省公布了新的学制大纲，采用全国统一的学制(小学中学均为六年制)，1923年1月开始施行。同时，还积极创办了一大批省、市高中和职业学校。这些针对东北地区的初中等教育的改革， 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社会的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果则是张作霖于1922年10月创办的东北大学，客观地说，这所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创办东北大学的同时，还加强教育和实业的结合，积极向欧美派遣理、工科学生，并引进西方技术。在这一阶段，张作霖创办了东北第一批重要的重工业企业，用以吸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比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迫击炮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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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新式文官和受张氏控制的教育系统培养的学生，使得张作霖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东北最大的军阀，而是构筑起了凌驾于整个东北军政、民政之上的独裁体制， 东北其他弱于张氏的大小军阀也失去了在东北割据的基础。

除了教育之外，张作霖也对军队进行了整合。这是其统治东北的先决条件。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之所以战败，其根本原因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出自马贼，素质低下，战斗力很弱。战争失利后，张作霖即电令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招募军队。1922年7月24日，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奉军，奉军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另外，张作霖还拨款扩建了陆军东北讲武堂， 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肖其煊和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北京)的郭松龄分别担任教育长和教官，负责军事教育和训练。张作霖为迅速提高奉军军事素质，还大量采用关内出身的陆军学生。

1922年10月起，张作霖加快招兵买马速度，并执行“彻底改革三省军队之计划”，到1922年底，张作霖以旅为单位统一整编了东北三省军队。利用这次整编的机会， 奉天派的军官基本上掌控了东北的大部分军权。

在充实军备方面， 张作霖不遗余力。一方面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投入2000万元巨资扩充了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大量采购机器，还聘请了许多外国人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已经完全实现了迫击炮生产的自给自足。

除了对陆军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之外， 张作霖还派遣将官赴法国学习飞行和作战技术，同时“新聘外国技师(法)，每日积极操练”，奉系军阀拥有了近代中国最强实力的空军。

张作霖对东北实行的地方行政改革和整军经武，以及充实奉军军备， 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为此，张作霖也进行了财政方面的政策调整。首先是截留盐税和京榆铁路收入。1922年张作霖宣布自治后， 截留了原本应上交国库的盐税和京榆铁路的收入，转而交由奉天省。以1923年的奉天省财政收入为例，盐税约为900万元，京榆铁路收入300万元，大约占奉天省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两项收入极大地充实了奉天省的财政实力。

张作霖在加强对东北农工商业征税的同时，也积极振兴东北的实业，鼓励国货的发明和创造，振兴出口。这也为奉系军阀带来不少收入。

面对当时东三省金融混乱的情况，1924年7月，张作霖决定由东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东三省官银号合并实力稍逊的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 成为东北地区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发行银行，东北的大豆结算均由东三省官银号统一进行， 它也成为张作霖稳定东北金融市场的最重要机构。

经过各方面的整合，张作霖逐步积累起了强大的实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打败了直系，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同时，随着实力的增强和一战后民族独立思潮的兴起， 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也成为日后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