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关键性农产品，多年来中国只增不减的大豆进口数量，正呈现出逐渐驶出“单行道”态势。
据6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的5月全国大宗商品进口数据显示：中国当月大豆进口量为736.2万吨，环比跌4％，同比跌24％。整体来看，今年前5个月，全国累计进口大豆3175.1万吨，同比下跌12.2％。
2018年时，中国大豆进口8803.1万吨，已出现了七年来的首次进口总量下跌，同比下降7.9％。
“数据接连下跌，背后有两个势能。从去年开始的短期因素是中国国内多地出现猪瘟疫情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进而使饲料需求和大豆进口数量出现下降；但与此同时的一系列长期因素，则更加值得关注。”一位从事农业咨询的产业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称，“比如增加其他种类植物油的进口，比如增加新的来源地，再比如国内一方面调整消费结构、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供给。”
可资佐证的，是国家粮油信息中心5月初发布的信息显示：预计2019/20年度中国大豆进口8900万吨左右（同比增加90多万吨）；预计国内大豆产量达到1680万吨左右（同比增加160多万吨）。
“长期来看，如同钟摆一样，不管总体需求如何增减，中国过去那种将大豆供应过多依赖于少数品种和地区的现象，或许是再也回不去了。”前述人士称。
南美因素
在以往延续多年相对稳定的模式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后，中国的大豆进口供应链正处于不断调整状态。
以今年1到4月的进口分国别数据来看：1月份，中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为巴西、加拿大、阿根廷。自2月份以来，加拿大大豆进口降幅明显，美国大豆比重有所增加――但从前4个月数据来看，中国进口美国大豆431万吨，同比依然下降70.6％――到5月份，受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美国大豆进口数据也再次开始下降。
来自巴西的大豆进口数字，则延续了2018年时的快速增长态势――据中方相关统计，2018年，巴西向中国出口了6610万吨大豆，同比增长30％，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75.1％（巴西农业部报告则显示：2018年巴西大豆出口量8360万吨，中国需求是主要推动力。中国对巴西大豆的消费量达6880万吨，同比增1500万吨。巴西大豆占中国大豆总进口量8803万吨的75.88％）――6月初，商务部新闻发布会透露的消息则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1549.6万吨，同比增长46.8％。
与此同期，另一个南美国家阿根廷也在2018年大幅减产导致大豆出口显著下降后迎来快速增长。从供应角度来看：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预计该国2018/19年度大豆产量将为5500万吨，同比增长57％；从出口角度来看：1至4月，中国自阿根廷进口215万吨，同比增长23倍。
因大豆出口受国内土地、气象和资源等因素制约较大，阿根廷近年来的大豆产量波动较大，短期内或许仍然无法实现持续稳定供给。因此，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大豆出口国的巴西，或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大豆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巴西大豆、玉米、糖、乙醇、咖啡等品种出口量均经常排名世界第一。而以大豆为例，其产能及出口量的不断提高，亦与多年前一系列与贸易摩擦有关的事件有所关联。
据《财经》记者进一步多方查考的历史资料显示：受1973年全球粮食减产影响，因认为大豆价格上涨会推升国内食物整体价格水平，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颁布了一项禁止大豆和豆粕出口的法令。因美国当时是全球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此举同样将作为盟友的日本包含在内，导致了饮食结构中大量含有豆类产品的日本国民的不满进而引发了骚乱。禁运虽只持续了7天时间，但日本还是决定在巴西投资开拓新的大豆供应渠道。
“此举对日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打击，并因此加快了其海外农业投资的步伐。”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在其所著《全球农业战略》一书中曾如此分析称。而受益于不断增加的全球性买家采购，巴西大豆产业也得以迅速发展。
据据海关总署此前发布的数据：今年3月巴西大豆在中国大豆进口总量占比为至57％，美国大豆份额为31％。有相关预计显示：未来五年，巴西大豆将基本维持在中国大豆进口量的60-75％之间，整个南美大豆进口占中国进口量在70-85％之间。
但综合《财经》记者近日采访的多位相关人士的判断来看，中巴之间的大豆贸易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不确定因素：
首先是巴西大豆的产量以及因此带来的价格波动问题。短期来看，今年年初时巴西大豆产量曾被调低。虽近日该国统计部门提升了预估数字，但受年初干旱天气对早熟品种生产的影响，巴西大豆可能仍会遭遇减产，较去年产量1.218亿吨减少5.3％。
“只要不是绝对的灾年，短期内小幅度的产量数字增减对于大豆价格的影响不应过分放大。而值得关注的是因中国的需求增加，特别是以往全球贸易规律――巴西大豆和美国分数南北半球，集中出口期亦分上半年及下半年――的波动性增加之后，巴西将如何实现在相对稳定的价格下持续稳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如何避免以往中国对美集中采购大豆时曾出现过的‘一买就涨’问题，仍有较多值得关注的领域。”前述研究人士分析称。
除大豆外，中国也是巴西牛肉制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受惠于农产品贸易，近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时，中国市场分别仅占巴西出口及进口贸易份额的2％左右。随后到2008年左右时，中国在巴西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且在2009年时中国开始成为巴西最重要的产品出口国――在2018年时，中巴双边贸易额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
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巴在建交45周年之际将如何避免包括巴西换届、巴西国内对工业及农业关系的讨论等因素影响而继续稳固或增加贸易总量。
“5月19日至24日，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对中国进行了一场很重要的访问，这是巴西新政府成立以来两国间的首次高层访问。如果从中国是当前巴西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这一点分析，这次访华来得不算早，但是从莫朗副总统此次访华的成果来看，却远远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周志伟近日在《人民网葡文版》撰文分析称，“莫朗此次访问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启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Cosban，下简称中巴高委会）。”
作为中巴两国政府间现有的最高级别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成立于2004年的中巴高委会主要任务是统筹协调两国间各领域务实合作，其下设的12个分委会基本涵盖了中巴合作的所有领域，但在2015年时却因多重因素影响暂时中断。
今年4月，巴西新任农业部长特雷莎・克里斯蒂娜・科雷亚・达科斯塔在访问中国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称，“中国已经是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农业贸易领域更是如此，双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继续推动巴中农贸合作。”
其亦提到，目前制约巴西农业发展的另一大因素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对巴西农民影响很大。农民种出了庄稼，但却没有公路、铁路、水路和码头把农产品运出去。这是巴西农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们希望中国扩大在巴西的投资，帮助我们修建更多公路、铁路和港口。”
“自21世纪初开始，中巴之间的经济关系进入发展快车道。一开始是贸易关系不断强化，随后则不断拓展延伸至其他领域，例如金融合作及直接投资。在这种语境之下，中方对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始不断增长，其扮演的角色亦日益重要起来，成为两国之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参与主编的一本名为《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为新时代而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书中如此分析称。
《财经》杂志此前也曾多次报道称：包括中粮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在开拓巴西农业市场并投资时，已不断调整其关注重点，由单纯从关注农产品本身转变为向产业链上游不断延伸。这一过程虽进展缓慢，但对于增强贸易的稳定性却有积极作用。
截止今年4月时，中粮集团在巴西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拥有19个物流仓储设施，5个加工厂和2个码头。从总体来看，据中国外交部相关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在巴投资存量接近700亿美元，在巴中资企业数量近300家，成为巴西增长最快的投资来源地之一。
《财经》记者综合近日采访多位相关人士的意见则显示，中国对巴西与农业相关的投资未来将呈现两个特点：一方面是仍将继续聚焦于破解其物流基础设施瓶颈――包括运力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等方面――以降低农贸产品成本，另外一方面则是从改善农贸结构出发，优化全产业链合作，包括从初级农产品向研发、深加工等领域深入。
多元供给取舍
考虑到中长期因素，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仍然突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困难明显增多的前提下，自2018年以来，中国加大了种植大豆的力度，并通过实行大豆振兴计划，不断扩大东北、黄淮海和西南地区的大豆种植面积。
根据今年2月农村农业部印发的《2019年种植业工作要点》，中国要争取在年内至少增加500万亩大豆及油料种植面积，这是继去年提出增加10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后的再一次扩产。
要逐步减少对进口大豆的单一性依赖，提高自给率是重要途径之一。但至少受制于两方面原因，这种提高的空间仍有其实际限度：
原因之一，是多年来一直仍在困扰大豆国产化的一系列基础性挑战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受制于国内水土资源有限，大豆生产成本高造成比较收益低，整体竞争力有待提高。
据《财经》记者2018年时对黑龙江黑河地区的一些豆农采访显示：在自留地（非流转）土地上种植的大豆，净收益为每亩300元左右，同期玉米的收益则超过400元。而其成本则超出2.5元每斤，高于进口大豆成本约1元左右。
其中存在的一个矛盾是：要降低成本，豆农需要提高种植规模。但若考虑土地流转等因素，在亩产总值较低的前提下，租种土地带来的新增成本的占比较大，可能会出现“规模不效益”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则与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分别用于满足不同需求有关：因国内禁止转基因大豆种植，故多年来国产大豆的用途和研发重点均较为侧重于食用领域。进口大豆则主要用于压榨生产豆油和豆粕，其中不含转基因成分的豆油用于食品加工，豆粕则作为动物饲料中主要蛋白质的来源。
在国产大豆相对于进口大豆在出油率方面不占明显优势的前提下，过分强调倚重国产大豆满足豆油需求，会存在供给压力较大且经济效益不高的麻烦。
随着受到疫情影响，中国生猪养殖业对豆粕及相关饲料的需求大打折扣，使得国内对大豆（及豆粕）的需求骤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应紧张的局面。而借此窗口期调整进口结构，由进口大豆变为直接进口豆油，显然也成为了更加经济实惠的选择。
这也正是产业链各方的共识。根据海关公布的5月进口数据显示：1-5月中国进口包括豆油、棕榈油、菜籽油在内的食用植物油总量达到319万吨，同比增42.2％。
但随着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国内饲料需求将在何种程度上恢复增长仍不可不察。据《财经》记者获悉：为克服难题，“以肉换粮”正在成为相关决策部门正在考虑的可选项之一。
假如一系列相关政策能够不断得以推进，也就意味着对于豆粕的需求可能出现长期性变化，进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对于进口大豆的形态选择。
5月中旬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也指出：从粮食安全角度看，猪肉净进口量增加将减少稻谷、小麦、玉米、豆粕等饲料粮的需求。测算显示，当中国猪肉进口量由155万吨增至496万吨时，粮食净进口量可减少1339万吨，自给率将从83.5％提升至85％。
为满足可能的需求缺口，中国近两年来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建立全球化贸易体系，降低大豆进口集中度，中国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布局。据《财经》记者多方查找资料及总结，这种与大豆有关的“走出去”战略，目前正呈现出以下几层特点：
其一，继续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进行重点布局。且采取对巴西投资时类似的模式，积极向产业链上游拓展；
其二，在位于欧洲的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中国将支持企业投资建设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基地，且以绿地投资为主，旨在做大全球供应链产能的同时稳定自身大豆供应；
其三，在位于非洲的津巴布韦等有合作意愿或合作基础的国家，中国则将继续支持在当地开展育种、试验种植等合作，以等待大规模合作的时机。
整体而言，目前企业层面已在对第一个选项进行积极布局。这既与此前已有企业在此深耕多年有关，也受益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企业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对象。银河证券交通运输研究组近期的研究也显示：预计未来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外来贸易将更加频繁。而供应链服务通过对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有效整合，将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有望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后两个选项目前仍存在单产不高及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困难。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近期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但受制于基数太小，目前在中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只有个位数。作为中长期的规划，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大豆产能，正是产业链各方目前均高度关注的问题。
而对上述一系列选项的不断取舍及积极推进，则将有助于中国不断实现其可持续的食物安全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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