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26日下午3店左右,日本东京都丰岛区,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将要闭业时,一名大概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戴着“东京都防疫班”袖章的西装男子走入店内,其递出的名片上写着“厚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的字样。
这名男子对店内员工表示,由于附近几户人家集体发生了赤痢,而我们接到了GHQ的命令,说你们店里可能有患有赤痢的人进入,因此我前来给你们发放预防药物。这名自称是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男子,便给当时店内的十六人分发了药物,同时还表示这分发的药物是当时GHQ所研制的强有力特效药。
日本高智商劫匪,伪装为防疫人员杀害十二人后抢劫银行
所谓GHQ,是二战后盟军在日本成立的统治机构,虽然并不直接负责日本社会的管控和治理,但却可以指导日本政府的工作。相当于日本的“太上皇”。GHQ的发言权,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因此,店内众人不觉有疑,反而直接喝下了这名男子所提供的药物。
药物分两种,分两次服用。在服用第一种药物时,这名男子和银行员工一同服用了。但服用第二种药物时,银行员工却没注意这名男子并没有服下。十六名员工服用药物后,很快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症状,纷纷倒地。其中有一名职员拼尽力气爬到了银行外边,向路人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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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医护人员到来后,十六人中已有十人死亡,另有两人送医后不治身亡,仅四人幸存。当警方和银行清点损失时,发现放在柜台上的164450元和一张17450元的支票不翼而飞,金库中的35万日元和另外两处柜台上放置的50万日元现金则保持着原样。
东京大学医学部和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对死者进行了解剖,并分析了剩余的液体,得出了死者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第一种药物其实简单的无毒的苦药,真正致命的是第二种,是剧毒的氰化物。至于被盗的支票,则在第二天在另一家银行进行了兑换,但犯罪嫌疑人兑换支票时留下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而警方在勘查帝国银行支行现场后,也没发现更多的物理性证据,只能凭借幸存者的描述绘制了一幅疑犯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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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警方重新调查了近年来发生的类似案件,发现在这次中毒事件之前,还有两次案件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但由于此前没人出现伤亡,因而警方没有给予过多关注。
1947年,安田银行同样出现了这样的人,说发生了赤痢,需要服药。但安田银行中出现的男子给出的名片上写得姓名却不是“山口二郎”,而是“松井蔚”。
1948年1月,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前一周,三菱银行中井支店,再度出现了嫌疑男子,而这次给出的名片和一周后在帝国银行中出现的名片一样,都写着“山口二郎”的名字。
警方据此,有理由相信,这三起事件为同一人所为。三起事件中,只有松井蔚真实存在的人物,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调查,但松井蔚在案发时却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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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警方最初怀疑行凶者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有关,因为在当时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化学品的人并不多,除了医疗方面的从业者外,也就731部队最有可能了。所以警方在排除医护人员后,立马开始调查731部队成员。然而正当警方展开调查的社会,突然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阻止警方进一步调查下去。
警方无奈之下只得重新从犯罪现场出现的名片入手。当时松井蔚表示,他总共印了一百张名片,发出了92张,但他都有记录这92张名片的去向。在发出去的92张名片中,警方成功回收了62张,另有22张名片的拥有者则被警方确认为无关系人士。所以最后警方在剩下八人中展开了调查。
七个月后,日本警方在北海道小樽市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平泽贞通,理由是平泽贞通无法说清楚名片的去向,而且他的银行卡内有一笔来源不明的资金,数目也和银行被盗的资金数目温和,另外,除了他的家人外,没人能做出他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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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平泽贞通被警方逮捕了,但是仍然有诸多的疑点。平泽贞通被逮捕后,起初是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一个月后便招供了,但没过多久,平泽再度翻供。此外,根据兑换支票时留下的笔迹对比,遗留下的笔迹和平泽本人的笔迹却也被确定为两个不同的人。再根据11名幸存者和目击者的描述,有多达6人认为平泽的相貌不符合那名男子的相貌,只有5人认为相似。
尽管有着诸多疑点,1950年7月,法院还是判处了平泽死刑。但由于日本死刑执行速度极慢,所以平泽到死都没有被执行死刑,相反他于1987年死于狱中,在狱中度过了整整39年。
时至今日,帝国银行事件仍然是日本的一大谜案,也屡次被改编为影视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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