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业发展，离不开信贷支持；信贷支持生猪产业，又离不开多方“增信”。
这里的“增信”，既包含通过多种方式，增加生猪养殖场户信用，也包括增加银行信贷投放的信心。
首先，在生猪养殖场户缺少抵押担保物时，政府层面的贷款担保机制，应加速引入。
目前，大部分养殖场户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养殖条件相对落后，能提供的抵押担保物有限。此时政府层面贷款担保机制的引入，在生猪产能亟待提升的背景下，杠杆效应显著，对生猪产业稳产保供意义重大。
一方面，生猪产业属于当前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政府层面贷款担保机制理当发挥引导作用。通过为生猪产业企业和养猪户提供担保，发挥杠杆作用可以促进银行信贷投放，加速生猪产能恢复和猪肉价格回落，确保居民碗里有肉，肉价不飚升，这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当前生猪养殖场户在增加产能、资金周转等方面，急需资金支持。在银行想放贷、生猪养殖场户想贷又缺乏抵押担保物之间，能让需求顺利对接满足的，唯有政府层面贷款担保机制作用的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业银行短期内能否增加信贷投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层面担保，包括为生猪产业量身定做的担保基金能否发挥作用。
其次，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设计生猪产业的协调联动机制时，应纳入商业银行，让银行能根据相关信息及时评估行业形势。
这一轮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固然与非洲猪瘟、夏季高热以及“猪周期”等因素有关，但地方政府对养猪场的草率关停和拆除，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有的为了完成乡村振兴中的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有的为了解决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有的地方比如江苏开展“两减六治三提升”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专项行动，要求村庄内不得成规模饲养畜禽……凡此种种，在整治和推进过程中，一些部门采取了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将部分村庄内养殖场以及河道两边的养殖场户拆除或要求停养，给商业银行信贷造成损失。不仅如此，在生猪产业遭遇疫情侵袭时，卫生、农业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未能及时认识到金融机构的作用，使得金融机构无法获取信息，无法及时评估行业形势、把控信贷风险。诸如此类，商业银行在后续给生猪养殖场户投放信贷资金时也因此心存畏惧、信心不足。
再次，要引入保险机构分担生猪产业风险，有效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信心。
当前，由于生猪产能下降，猪价上涨势头迅猛，生猪价格在9月底已达14-15元/kg，同比上涨约100%以上；7kg仔猪价格9月底在1200-1500元/头，同比上涨100%以上。按135-145kg出栏测算，目前自繁自养每头出栏商品猪获利约1500元左右；购进的仔猪，每头出栏商品猪获利约800元左右，高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养殖场户生猪补栏的积极性。
然而，虽然有消息称，中国农科院研制的非洲猪瘟疫苗即将进入临床试验，但目前并没有有效防控非洲猪瘟的疫苗，何时能大规模商业化更是不得而知。在缺乏疫苗有效防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要支持生猪产业，必须在担保之外引入保险机制，与保险机构共同分担生猪产业的行业风险。
最后，地方政府部门要为丰富生猪养殖场户抵押担保物创造条件，切实增强养殖场户融资能力。
目前，生猪养殖场户可用于贷款抵押担保的物品非常有限。生猪活体抵押，更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具备生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目前，活体抵押尚在少数省份试点，能否推广，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等的抵押贷款，就变得更为迫切。而这些能否成为有效抵押物，同样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在抵押登记、流转等方面创造条件。只有抵押担保物丰富了，银行信贷支持的信心才会极大提高。
当然，银行支持生猪养殖场户，也可以尝试发放信用贷款。但毕竟生猪行业是个高风险行业，小额信用贷款尚可尝试，但额度过小，难解养殖场户融资之渴；对于很多商业银行来说，贸然试水大额信用贷款的发放，风险太大。因此，信贷支持生猪产业，当前最务实的办法仍是从“增信”入手，先解生猪产能燃眉之急，再谋产业长远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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