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卢锋：非瘟带来多重经济后果，一年间生猪存栏或减少8000万头

卢锋：非洲猪瘟的经济后果

文 | 卢锋 ，北京大学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以下为节选内容）

国外经验显示，非洲猪瘟疫情可能给一国生猪产业带来极为严重打击。评估中国生猪业现实形势，有业内人士大声疾呼"我们的养猪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养猪业毁掉。""生死存亡"判断或许言过其实，然而系统观察疫情爆发以来一年多来情况，非洲猪瘟散发传播确已给中国生猪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甚至宏观经济运行也带来不同程度值得关注的影响。

北大卢锋：非瘟带来多重经济后果，一年间生猪存栏或减少8000万头

北大卢锋：非瘟带来多重经济后果，一年间生猪存栏或减少8000万头

第一，导致生猪存栏大幅减少的直接影响。

据官方数据，截止2019年8月底中国31个省市区共报告发生147起非洲猪瘟疫情，19355头生猪发病，13385头死亡，死亡和扑杀数量112.76万头。然而实际损失可能比上述病死扑杀数显示情况可能要大不少。

下图报告统计和农业部门提供的生猪存栏数季度变动情况。从2018年3季度到今年2季度一年间，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从4.29亿头减少到3.48亿头，下降8100万头；农业部数据从3.21亿头减少到2.39亿头，下降8200万头；两个数据系列降幅分别为18.9%和25.5%。如果考察2018年4季度到今年2季度9个月时段情况，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下降8000万头，农业部数据减少6800万头，降幅分别为18.7%和22.1%。

北大卢锋：非瘟带来多重经济后果，一年间生猪存栏或减少8000万头

考虑去年8月以后生猪通常市场周期波动以及此前产业政策干预因素影响已经较大程度得到释放，上述观察期生猪存栏数进一步大幅下降应较大程度由非洲猪瘟疫情造成，包括生猪病死与养殖场（户）补栏意愿下降等原因促成，因而相应时期生猪存栏减少数据为非洲猪瘟直接影响提供量化参考信息。辽宁首例非洲猪瘟发生于去年8月初，用始于去年2季度生猪存栏数观察可能高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存栏数程度，用4季度数衡量则可能低估非洲猪瘟影响。

另外上述季度数据截止期都是今年6月底，没有考虑此后几个月生猪存栏进一步变动情况。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数据，今年7月和8月中国生猪存栏数比上月分别下降9.4%和9.8%，应是多年来创纪录的跌幅。考虑该数据系列6月生猪存栏数为23883.5万头，推测7月减少约2245万头，7月底生猪存栏数为21637万头；8月减少2121万头，8月底存栏数下降到不足两亿头的历史低位。

基于上述数据，目前有理由认为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底，非洲猪瘟疫情可能直接间接造成生猪存栏减少8000万头，相当于生猪存栏总量两成上下。从7-8月有关部门400个监测县提供的生猪存栏数令人不安的持续大幅下降最新信息看，上述损失估计数后续可能还需要上调。非洲猪瘟之所以导致这么大损失，显然与疫情散发传播很快有关，下篇评论将专题讨论非洲猪瘟超预期扩散多重原因。

第二，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如果以每头生猪平均市场价值1000-1500元计算，8000万头生猪存栏减少市场价值约在800亿元到1200亿元。考虑多方面相关因素，由此带来的农业产出减少应该低于上述市场价值，目前粗略估计为500-1000亿元。2018年中国大农业部门增加值为6.5万亿元，其中牧业产出增加值接近1.5万亿，非洲猪瘟导致生猪非正常减少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大农业部门增加的0.77%-1.54%或牧业部门增加值的3.3%-6.6%。

动物传染病具有明显外部性，保障免疫安全状态则具有典型公共品供给属性，基于这一经济学特征并与国际比较经验相一致，中国《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疫情导致生猪病死损失大部分以及活猪遭扑杀损失全部经济损失，由不同层级财政补贴偿付，构成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传播制度安排的重要环节。这也意味着，如相关规则得到较好执行，养殖企业和农户有可能很大程度免于承担上述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不过财政补贴计算和发放前提条件之一，是政府相关部门确认生猪因疫情病死或被扑杀。然而上述数据讨论显示，由于种种原因官方确认的因疫情病死和扑杀生猪数量，与疫情直接间接导致的生猪存栏下降规模比较仅占很小比例，因而上述经济损失实际上可能仍主要由养殖场和养殖户等微观主体承担，其中养殖场规模减少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养殖户损失则会直接拖累农民收入。

估计农民收入影响需要判断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养殖户目前占生猪生产大致比例。过去十多年中国生猪生产结构快速变化，存栏几千头甚至过万头大型养殖场占比快速提升，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500头以下较小规模养殖场（户）占比相应下降。不过对养殖户占全国生猪出栏数占比缺少权威数据，业内研究有认为仍超过六成，有的认为只有三成多。2018年中国大农业收入估计为19553亿元，牧业收入约为3378亿元，假定上述生猪减少经济损失农民养殖户需承担三分之一，则非洲猪瘟经济损失约占农民来自大农业收入0.76%-1.52%以及牧业收入的4.4%-8.8%。

第三，生猪和猪肉价格异动及其消极影响。

一方面，疫情爆发后一段时期，许多省区生猪调运依据控制疫情需要暂时禁止，产销区之间生猪价差出现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下图报告销区浙江与产区吉林生猪价差数据显示，该指标值通常在零值和2元/公斤之间波动，然而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前后飙升到6-8元/公斤罕见水平，价差达到通常时期高峰水平的3-4倍。过去几个月产销地价差仍经历较大幅度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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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整体大幅飙升并开始显现其宏观效应。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生猪存栏数进一步急剧下降，出栏肉猪供给显著减少导致猪肉市场供求失衡与猪肉价格大幅飙升。8月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8%，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因素对CPI涨幅贡献近四成，畜禽肉贡献超过一半。虽然目前CPI涨幅仍在年初预定的3%左右调控目标范围内，然而CPI从年初1.6%上下上升到接近3%水平，难免会对货币政策运用形成某种掣肘，使央行在考虑加大逆周期调控政策时更为审慎。

最后，疫苗研发特殊困难对根治疫情和恢复产能的制约作用。

对比2006年初夏发生猪蓝耳病疫情，有关机构从2007年初突击研发疫苗，三个多月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久疫苗大规模上市为有效控制治理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业内专家认为，非洲猪瘟病毒在毒株结构和变异性方面的某些特点，使得有关疫苗研发面临特殊困难，导致非洲猪瘟出现近百年国际社会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中国有关机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研发，给定中国科研实力与集中资源攻坚能力，最终应能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然而科研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相关进展很难有可预期的时间表。

在非洲猪瘟疫情难以很快彻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防范措施，恢复生猪产能和稳定猪肉生产；更需借助政策调整，并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高层高度重视并多次发文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应对措施，尤其是上个月国办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规范禁养、产销衔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统推出了二十余项新政策。多策并举、上下互动，相信中国最终定能战胜本轮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注：本文是题为"肉价飙升的经济学观察（2019）――中国猪产业的供给侧冲击"教学案例报告的部分内容，感谢杨业伟、李双双、石先进、白春华帮助整理数据资料和做图等。（本文刊于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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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北京大学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