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对中国生猪市场和产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面临非洲猪瘟疫情、环保等新形势挑战，中国生猪产业的生产、消费结构、猪肉贸易、价格周期等发生深刻变革。能繁母猪产能快速下降，生猪供给偏紧特征明显，生猪价格快速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猪肉进口预期创新高。

　　近期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等部委相继出台17条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以支持生猪生产发展，保障了猪肉供给，猪价涨幅将逐步回落。生猪生产恢复支持政策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会逐渐发挥效力，生猪产能将会止跌回升，2020年下半年生猪供给将会逐步恢复，猪价将会回归合理水平，同时生猪产业的生物安全水平、规模化水平、屠宰产能和产销区合作机制也将会进一步优化。

　　中国生猪行业在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环保新要求的同时，遭遇了非洲猪瘟疫情的重大挑战。2018年全球非洲猪瘟疫情形势相对严峻，多个区域疫情在扩散蔓延。从2018年8月开始，非洲猪瘟疫情传入中国，全国31个省份先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疫情对中国生猪产业和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具有重大影响。2019年8月31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了17条政策措施以支持生猪生产发展、保障猪肉供给，有助于未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生猪生产恢复性增长和猪价稳定。

　　一、中国生猪市场进入新一轮价格周期

　　叠加疫情及防控政策、环保政策、生猪产品调运政策和生产周期性因素，生猪价格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生猪价格大体经历了 8次明显波动，其中，1988年、1994年、2007年、2011年和2016年波幅较大。猪肉价格与活猪价格走势基本相同。1978-1993年，猪肉价格长期在每公斤7元以下;突破10元后，1994-2006年在10-14元区间波动;2007-2018年底，猪肉价格水平维持在18-30元区间波动。2016年为第八次波动。

　　受生猪供应增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消费下降等影响，2012-2014年猪肉价格连续3年下降，行情长期低迷引发生猪产能深度调整，加上各地禁养范围扩大，规模养殖发展困难，养殖场户补栏滞后。2016年春节后生猪供应偏紧，猪价不跌反涨，6月份猪肉价格达到每公斤31.29元，之后随着猪肉供给增加，猪价进入下行周期，2018年二季度受产能明显增加影响，5月份生猪价格达到价格周期波谷。

　　新一轮周期自2018年6月份开始。补栏积极性持续下降，二季度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第一波明显下降，非洲猪瘟导致2018年9月份开始补栏受阻。当养殖补栏积极性降至最低时，仔猪价格2019年2月到达其价格周期波谷，同时生猪产能明显下降，供给偏紧带动猪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

　　本轮周期突出特点是：猪价低迷和环保拆迁导致产能下滑，疫情又导致仔猪外调和补栏受阻、压栏严重，主产区育肥场和种猪场亏损严重，母猪产能急剧下降，所有养殖户和养殖企业生产稳定性和产能恢复均受到影响，将会导致本轮生猪价格上涨周期较上一轮周期明显拉长，2019年8月份猪价已经涨至历史高位。

　　二、非洲猪瘟和环保叠加导致生猪产能深度下降

　　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生猪和母猪产能快速下降，2019年以来创最近10年最大降幅，生猪供给预计连续2年明显下降。2018年4月，受猪价下跌影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连续5个月环比降幅超过1%，8月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呈逐月加大趋势。其中，2019年上半年生猪存栏降幅从 12.6%扩大到25.8%，能繁母猪降幅从14.8%逐步扩大到26.7%。从猪群周转规律来看，生猪存栏数量对应着6个月内的生猪出栏数量。可以判断，2019 年平均存栏预计为3.55亿头，年末生猪出栏5.54亿头，全年出栏量下降 19.6%。如果出栏重增加1-2千克，预计猪肉产量降幅在18%上下。

　　三、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总体稳中略降

　　猪肉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由升转降。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猪肉消费长期保持稳步增长趋势，而从2015年开始稳中有降。2014年我国猪肉表观消费量(当年产量+净进口量)达到顶峰，为5855万吨，比2000年增长47.3%，年均增速为2.8%;人均表观消费量42.80千克，比2000年增长36.5%，年均增速为2.2%。受消费结构调整优化等因素影响，猪肉消费2015年起连续4年小幅下降，2018年表观消费量为5506万吨，比2014年减少349万吨，降幅达6.0%，人均表观消费量为39.46千克，比2014 年下降7.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量自2012年达到21.2千克的历史高点之后震荡下降，2017年为20.6千克，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持续增长，近年来基本稳定在19千克左右(2017年为19.5千克)。

　　城乡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差距缩小。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增长快于城镇，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水平差距明显缩小。2000—2017 年，城乡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年均增速分别为1.2%、2.2%，消费量差距由 3.5千克缩小为1.1千克。

　　猪肉在肉类消费中占比持续缩小。猪肉在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2000年猪肉在城镇和农村肉类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分别为65.4%和77.1%。随着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健康理念普及，我国肉类消费更趋于多样化，猪肉在居民肉类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占比分别降至为59.7%和66.6%。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禽肉家庭消费量在肉类中的比重由21.3%上升至28.1%，牛、羊肉比重变化相对较小，2017年分别为7.5%和4.6%;农村居民人均禽肉家庭消费量比重由16.3%上升至27.0%，2017年牛羊肉占比分别为3.1%和3.4%。

　　猪肉消费的季节性特征趋弱。我国猪肉消费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 3-8月一般是猪肉消费淡季，9月至次年春节前是消费旺季，月度消费低点一般在7月，高点在12月和1月。随着市场供应能力提升以及居民消费习惯改变，猪肉消费的季节性、节日性特征日益弱化，消费量淡旺季差距呈缩小趋势。2009年四季度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占全年总屠宰量的28.0%，其次为三季度，占25.3%，一季度最低，为22.1%，而到了2018年，全年各季度屠宰量占比已经接近平均了，四季度和二季度分别为25.8%和25.6%，一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为24.6%和24.0%。

　　猪肉消费受疫情和价格上涨呈现下降趋势。疫情发生初期，消费者由于对非洲猪瘟认识不科学，加之疫情点状散发，导致消费者开始主动减少猪肉消费，转向牛肉和禽肉以及水产品等替代品。2019年8月份以来猪肉价格阶段性快速上涨，当猪肉价格上涨至每公斤30元后，猪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

　　四、国内猪肉供给偏紧带动猪肉进口量明显增加

　　国内供给偏紧带动猪肉进口明显增加。2019年1-7月份中国猪肉进口100.09 万吨，同比增36.0%，4月份开始进口量明显增加，同比增幅从4月份24.0%提高至7月份107%。其中，欧洲占61.5%，北美占24.7%，南美占13.8%，主要来自西班牙、德国、加拿大、巴西和美国，分别占19.0%、16.7%、15.5%、10.2%和8.8%，从加拿大和美国2019年累计进口量分别同比增加 21.9%和54.5%。此外，从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等国进口量同比增幅也较明显。

　　猪肉进口价格2010年以来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当前其价格处于高位。进口到岸价格前期处于较低水平，2007年6月份之前大部分年份不足1000美元/ 吨，2003年10月最低仅508美元/吨，2007年7月份-2009年10月份保持在 1000-2000美元/吨，2010年有所下跌，2010年8月份再次上涨至1000美元/ 吨以上，2011年12月份涨至2099美元/吨，之后有所回落。2014年和2015年中国猪价低迷，带动进口价格跌至1655美元/吨。2016年中国猪肉进口再次激增，9月份进口到岸价创最近几年高点，为2049美元/吨，之后总体回落。

　　2018年非洲猪瘟等因素再次导致猪价低迷，2018年9月份进口到岸价跌至1527美元/吨，之后有所回升。2019年6月份超过2016年9月份水平，7月份涨至2271美元/吨，创历史新高。

　　2019年猪肉进口预计达200万吨。短期内猪肉供给仍然面临压力，适度增加猪肉等肉类产品进口是缓解短期供需缺口的有效措施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扩大肉类进口以缓解市场压力，猪肉以及消费替代的牛肉、禽肉等产品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增长。受能繁母猪产能减少和环境限制生产，欧盟2019年猪肉产量预计为2379万吨，预计下降1.0%。在欧盟主产国中，只有西班牙受出口增长影响产量增加。德国、荷兰和波兰等国产量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20年欧盟生产能力恢复后，生产将适度增长(1.4%左右)，预计增量在35万吨左右。受近年猪肉出口增加影响，美国猪肉产量稳步增加。2019年和2020年猪肉产量预计分别为1253万吨和1289万吨，分别较2018年增加60万吨和95万吨。加拿大2019年猪肉产量195万吨，稳中略增、增幅有限，猪肉出口增量在10万吨以内。巴西受出口拉动影响，2019年猪肉产量398万吨，预计增加20万吨，增量将绝大部分出口。阿根廷和智利产量较小，出口增量预计在10万吨以内。

　　综合来看，在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抢占市场份额、不考虑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与2018年相比，中国2019年能够增加进口的量在100万吨(美国60万吨、巴西20万吨、加拿大10万吨、智利和阿根廷10万吨)，2020年进口增量可以达到150-200万吨(美国95万吨、欧盟35万吨、其他国家合计70万吨上下)。

　　五、生猪生产支持政策对生猪产业和市场的影响

　　2019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出台了23条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稳定生猪生产、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加强疫病防控、健全现代物流体系和强化政策措施保障等5个方面出台了具体细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支持措施既立足短期猪肉供给、猪价稳定，也着眼于长期的生猪生产恢复、保障猪肉供给，2020年下半年猪肉供给将会逐步恢复。

　　同时，文件首次提出实行省负总责细化猪肉稳产增产的目标，强化责任落实，以有利于后期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

　　从短期市场影响来看，通过冻猪肉投放和加大猪肉进口、增加替代肉类供给，猪肉价格涨幅将会回落。热鲜猪肉短期供给整体上偏紧，冻猪肉供给仍较充裕。从国内来看，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大量生猪屠宰企业增大了库存，特别是华中、华东地区，整个冻猪肉的库存与往年相比增加了约 30%-40%，能够弥补一部分的供给缺口。在国际市场补给方面，猪肉进口自 4月份开始明显增加，近期新增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家多家猪肉企业输华资格，有效拓展猪肉进口来源、适度增加进口数量。

　　通过将冷鲜肉纳入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加快猪肉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冻猪肉投放抑制了目前猪肉价格的过快上涨，广西、海南、广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保障猪肉供给的措施，包括向市场投放储备冻猪肉、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平价猪肉等。肉禽和蛋禽等猪肉替代品产能明显增加，通过合理引导肉类消费结构，可以提高禽肉的消费替代性。肉禽生长周期短、料肉比低，短期内能够快速生产以弥补猪肉供给缺口。与猪肉价格相比，鸡肉仍具有优势，2019年8月份白条鸡仅为猪肉价格65%，而牛羊肉价格分别是猪肉价格的2.14倍和2.10倍。

　　新颁布的政策将提升养殖户补栏、扩产积极性。疫情、环保和贷款难等因素是限制补栏意愿和产能恢复最主要的因素，政策解决了养殖户“不敢养”、“没钱养”和“没地养”的问题。通过扩大生猪保险支持力度，降低养殖户对市场风险和疫情风险担忧。当前仔猪购买成本翻番、生物安全和环保改造成本明显提升。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将仔猪纳入生鲜农产品绿色通道，减少仔猪价格上涨导致的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通过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增加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机具购置补贴，减缓了养殖户粪污处理成本压力。

　　针对贷款难和资金链紧张，通过为符合授信条件种猪场、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做好相关金融服务，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解决长期以来养猪业贷款难的问题，实施贷款贴息、规模场补贴解决前期猪价下跌和疫情导致的资金链问题。在养殖用地方面，纠正之前环保拆迁中“一刀切”的做法，稳定目前已有生猪产能，提供异地重建养殖用地、加快环评程序审批，提高新增产能投产速度。这些措施对于生猪整体产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将会起到明显的保障和推动作用。许多商业大型企业抓住政策机遇加速启动和实施扩张计划。此外，从8月份开始，生猪养殖盈利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的，也会激发养殖主体主动补栏扩产的内在动力。

　　通过加强生物安全水平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基层防疫体系和有效的疫病净化机制是疫情防控关键。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差别较大，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负担非洲猪瘟强制性扑杀补贴，导致补贴不到位，不利于及时发现疫情、及时扑杀病死猪。政策优化了补贴机制，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半年结算，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用，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为地方财政负担解绑，疏导了地方政府疫情发现和上报的心理负担。

　　基层畜牧兽医不健全、知识更新不够、整体素质不高，不但影响疫情防控效率，也不利于提高大多数养殖户生物安全理念和防控水平。四川、广东等多个省份已经出台健全基层卫生防疫和兽医队伍的具体措施，吸引兽医人才回流，将有效控制生猪非法跨省调运，有利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和提高生物安全水平。优化屠宰加工业布局，加速流通模式由“调猪”向“调肉”转变。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由于热鲜肉消费偏好，我国是生猪大流通格局，因此生猪屠宰加工集中于销地。本地屠宰能力在调猪变调肉背景下直接影响了猪价。从规模以上屠宰企业本地猪屠宰量占比看，东北三省、河南、山西、江西、两湖、广西等需要大量外调生猪，非洲猪瘟分区防控政策实施后，以外调为主的产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特别是河南和东北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在政策支持下，产区将开始优化屠宰行业布局，加强肉品冷链物流建设，建设完善冷链仓储配送体系，有助于增加生猪就地就近屠宰量，减少物流成本和疫病传播风险。集饲养、屠宰、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高新猪业集团数量将会明显提升，冷链配送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会加速完善。

　　尝试探索生态资源补充机制，有利于建立跨区合作机制。在环保压力下，生猪养殖向优势产区转移，呈现区域化布局，生猪养殖向东北粮食主产区和西南地区转移，同时这些地区也承载了更多环境保护压力。新颁布的政策鼓励生猪主销省份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利用这种补偿机制能够发挥生猪调出大县支撑保障作用，厘清产销区分工，利用生态补偿资金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支持力度，优化产销区间对接机制。